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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文献和上博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早期儒家与六经关系的契机。

故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但人又具有观变于阴阳之神，人以神明之德和于一阴一阳之道，一阴一阳于形中显现，神入于此形中而和于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为形神中和，从而由形而上，达于形而上者谓之道。

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如此解读之《周易》，皆未将之作为系统理论进行完整解读，只是对《周易》自在之理撕裂之后的片面理解，最终只是强解《周易》，各言其说而无法贯通易理。具体来说，卦以象数理义实现其形而中之用。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周易》的成书性质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呢？因为孔子作传解经之后的《周易》承载的是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需要真正的生命践履才可以达于至道，不是凡人所能解，因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之弟子，自颜渊死后，无人再有天纵之聪可以解得此生命之道，故孔子所解之性与天道不传，也就无人可以理解《周易》成书之性质。《损·彖》的损下益上指损下行之益道，而益上行之损道，使生命由益道而走向损道。

具体到生命修炼，就是用意念由脚趾感起，上而至辅，至敦艮，使精义入神，以至用也。故主体之人据卦而言说理与义，就非西方哲学式的对象性言说，此理与义由卦而联接着象与数，象与数为理与义之本体论依据。[2](p96)尽管是同一仁根，但由于土壤、根况的不同，培根的功夫也就表现出具体的差异性。

天植灵根： 良知之为本体 天地之生生大德种在人心之中，或者说透过人之心而发出来。[2](p733) 灌溉有方，栽培得力，禾木自然会根深叶茂，油然而有生意，而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气象。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3、黎德靖编：《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 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这表现在王阳明对儿童教育的看法上：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

[2](p271) 关于立志：夫学，莫先于立志。但不忘栽培 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2](p14)儒学修身传统历来有下学、上达之分，有弟子问上达功夫，王阳明又一次援引这一隐喻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2](p101)王阳明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与弟子出游禹穴路途中，当时他看到田间的禾苗，说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2、吴光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若 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该如此。然而根并不是一开始就芽、干、枝叶俱全，更不是先生枝生叶，然后再发干，最后再抽芽，这就叫次第自然如此。

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之中，根是最重要的，没有根，后面的一切便无从谈起。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

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培根：良知培养的功夫论 （1）功夫的次第性。

大凡讲灵性生命的思想家都喜欢用这个种子的隐喻，托尔斯泰说得好： 真正的生命在人身上一直都保存着，就像生命保存在种子里一样，时候一到，这生命就显露了……它的诞生同物质世界的任何一种事物的诞生一样，果实的诞生并不 是它想要诞生，它觉得最好是诞生，也不是因为它知道诞生出来是好的，而是因为它成熟了，它不可能再继续像从前一样存在。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辩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7](p15)确 实，种子具有的那种生命力以及这种生命力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条件必然展现出生机，与心之生理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发端为四情，一体之仁的发露是 出于其内在的生生不容已之力量，是何其相似。大凡生活世界之中人们耳熟能详之物事，皆可以被取用于生命智慧的 运思之中。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在农耕文明之中，种子、植物、耕耘、栽培是每个人生存活动之中所涉及的最基本的物事。

[2](p996)而植物性隐喻（种子隐喻）一直发挥着根喻（root metaphor）的作用。前面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后面一环得以顺利产生的前决条件。

以木之畅茂条达、贯通来指喻一体的仁与乐。[2](pp87-88) 王阳明功夫论中的立诚、立志、一贯、致良知亦大多诉诸此隐喻表达。

后之言格致者，或异于是矣。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

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1] 宋明儒用谷种（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程子）、杏仁、桃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关于一贯：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体用一源，体未立，用安从生？[2](p32) 关于致良知： 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植物性的隐喻还出现在王阳明牺牲结构的论说之中，他将危害共同体一体生命的恶人拟为稗草，为了让嘉禾生命畅顺，便只能清除之：族党之中，果有长恶不悛，不听劝谕者，众共拘执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类，毋容良莠，致害嘉禾。

因此，如果植物（或人心）的首株嫩芽得到养育呵护，并得以生长成成熟的植物，性将日臻完善。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

《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起先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因不满儒家礼烦厚葬之义，而背周道用夏政，自创新说。(《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不妨看作时人对经学的人文概说。

今不揣浅陋，呈教方家。这一结果体源于经又超越于经，而超越性的阐释就是作，故曰：述而且作。

遗憾的是，先秦以后，述而且作的思维惟宋明人有所发挥，然批判主义的精神则黯然无传。可以说，心性释经是先秦经学逻辑的核心。显然，墨学的建立是作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实现路径，乃是对儒学的批判。追究来则是述而不作与批判主义精神的遗失。

即是，在述而且作的思维中包含批判主义精神。有人说，汉人解经的弊端乃失于繁琐。

宋明新儒学的成功还是在一点，即继承了先秦心性释经的逻辑，陆九渊、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是这一逻辑的高潮。虽说出土文献为经书的诂训送来一缕星火，带着它或者尚能在浩瀚的古文献中校对几处文字上的衍讹阙误。

这里的心性是经书之心性，也是解经者之心性。繁琐固足诟病，但繁琐只是形式，未足窒息经学的生命。